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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化经济带研究 | 董耀会:如何理解“长城文化经济带”之概念 (下)

来源:微信    2019/11/27 0:01:02     浏览次数:0

三、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过程中,长城对经济互补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长城经济首先是在历史上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在长城区域碰撞与融合。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生活的族群及其政权之间的秩序的构建是长城存在的经济基础。今天推动长城区域的发展,包括长城沿线的旅游,都是一种经济的行为。
长城基本上修建在农耕区与游牧区交错地带。元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元朝时邱处机在前往草原时,登上张家口西北的野狐岭长城时曾说:“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也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北方的农耕和游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农牧区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游牧民族高度机动的骑兵队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农耕民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以农立国的农耕政权,在没有能力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时,必须随时应对游牧民族的南下劫掠。
中国古代实行定居的农耕经济的王朝,不管是农耕政权还是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的民族政权,获得了北方的统治权或是中原的统治权后,只要还没有实现中原和草原地区的统一,都会把防御更北边的游牧威胁放在战略的地位。这种战略安排的前提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利益存在明显的对立。虽然很多时候双方也强调将这种关系,尽量调节到一定的和谐程度。但双方的对立性,几乎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经济和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便处于相互防范的状态。古代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耕民族得天独厚,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在游牧经济受到自然威胁、游牧民族生存受到冲击时,便会向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迁移。南下成为他们的首选,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长城和农耕政权的驻军为保护农耕经济,在多数时候阻止了他们的南下。
游牧政权强大时期与农耕政权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强势,让农耕政权对其怀有极强的戒备。即便是农耕政权对游牧政权采取怀柔的政策,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长城对民族融合、经济互补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修建长城一方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对长城外面实行有效的控制。控制体现在战略层面上,一些时期就是以限制对方的发展为任务。游牧政权所控制的地区经济越发展越强大,对农耕政权的威胁也就越大。
发生在长城区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与冲突,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利益的冲突。利益是人类产生以来始终影响着人类行为的重大问题,不同的政权之间、农耕经济与其他经济类型之间,主要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利益诉求是长城区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内在动力。当双方力量发生了变化、双方对利益的诉求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双方原有的联系和交往秩序必然被打破。
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讲到动用战争手段的原则时,首先提到的是“非利不动”,然后才是“非得不用”和“非危不战”。孙子的这一论述解析了战争背后的制约因素,提醒国君和将帅要严肃慎重地对待战争。没有利益不打仗,没有取胜的把握不打仗,不到危急关头不打仗。
农耕民族的社会进化,产生了选择性的地理扩展的需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扩展文明的疆域以及因同化相邻的蛮族人而使人力资源得到扩充,是文明这个社会物种自诞生以来便具有的生命活力的恒久特点之一。”农耕政权获得了新的可以耕种的土地之后,不但要保护好这个地区不再被夺走,还要为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人群提供安全保障。
长城作为平衡长城内外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在新的农牧利益平衡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利益是维持一个民族及政权生存和发展基本内容,所以都会在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获取自己的利益,保证自己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就是以占有和享用更多的利益为基础,不管这种利益是以经济利益的形式,还是以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
农耕政权在维持与游牧政权的朝贡关系时,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表面上看并不在乎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农耕民族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每一种满足都具有很明确的阶段性。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成为长城内外不同族群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原动力。
经济利益是各种利益的基础,经济利益对实现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离开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就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空洞、没有意义的形式。只有在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才具有价值,因为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是更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后,不同的利益实体随着自己力量的强大,会有更高的利益诉求。
利益关系的变化是长城区域,不可能长期处于一种状态的原因。力量的均衡打破之后,会影响到利益结构的平衡。利益结构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建立新的平衡过程中往往会有很强烈的矛盾或冲突,以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长城区域,农牧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修筑长城和使用长城,都带动了长城沿线的经济开发。长城所经之处,为了构筑和护卫长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数以百万的屯垦军民带着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经营方式,在边疆建立起新的农业经济区。秦汉是经营北部长城地区最好的时候,移民规模很大,有时一次就达十多万人。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饱经战乱之苦的长城地区,也曾多次出现牛马布野的繁荣景象。
以上所讲的都是长城历史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没有涉及到今天长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以后的文章中将就建立长城区域文化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发挥长城区域的比较优势,强化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新出路,培育特色的区域经济,优化长城区域产业布局,壮大长城沿线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
四、“长城带”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文化经济带实际上是长城区域的概念
“长城带”是区域的概念。在长城这个带状的区域,依托长城防御体系形成的从东北,经华北,再到西北的边疆社会。从古至今,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都与内地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长城研究经常会使用,长城区域和长城地区这两个概念。有的时候这两个概念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有的时候又有所区别。区域是地理学概念,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划分出具有一定范围的连续而不分离的单位,地区则在很多的时候属于带有一定行政区域的概念。长城区域也是一个以长城为标志的地理概念,又常被称作长城沿线或长城地区,两者期间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考古学则习惯称长城区域为长城地带。今天北京市提出的三个文化带建设,其中就有长城文化带。
长城区域概念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王朝在这个区域修建了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横跨中国北部呈现带状分布的长城建筑,决定了长城区域也同样呈现带状特点。长城区域是古代长城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古代游牧和农耕民族相互碰撞与交流的主要区域。同时,长城区域也是生态敏感脆弱的地区。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在这个地区相交错。长城地区,同样主要指北方修建长城的地区。应该说在长城研究中长城区域与长城地区这两个感念,并没有很大的本质区别。
林沄在《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中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林沄的这个认识,对理解长城区域的范围很有帮助,基本给出了长城区域范围的正确理解和界定。
中国古代长城,除春秋战国早期诸侯国相互防御的之外,基本都是调整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冲突的手段。游牧民族的“游”指流动,“牧”指游牧人的劳动方式。游牧是终年转移进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长城区域主要是指中国北方的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类型交错地区,在这个亦耕亦牧的地区生活着以农耕或以游牧为主的族群。中国北方有一条最靠北部的山系,这条山系的内外地区约为北纬41°~42°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这条山系的南边为农耕经济,北边则主要是游牧地区。这条山系由东向西,分别为大兴安岭、燕山、阴山、太行、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天山。
古代长城基本上都修建在这条山系的南北,构成了一个跨度很大区域。长城修建在什么位置主要取决于王朝的实力,同时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实力强的王朝,比如汉朝就把长城修建到阴山以北和燕山以北。实力相对较差的王朝,比如明朝就将长城修建到燕山以南及阴山以南200公里左右的山西北部。
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做了考察,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拉铁摩尔以长城及其周边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史的角度探讨长城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他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拉铁摩尔明确提出长城区域不仅是地理上的一条“线”,而是沿长城形成的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拉铁摩尔将长城作为一个区域,考察长城内外及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研究在长城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说,历代长城修建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地区,且不是简单的线型分布,而是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各朝代修建的长城,虽然走向基本一致,具体位置却并不完全相同。秦长城位于战国燕长城以北,汉长城更在秦长城之外。金长城与秦长城相比,其地理位置修建得更靠北,而明长城则向南退移很远。
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和经济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民族的融合和经济的发展,始终是跨越地域的隔阂而存在着。在长城区域表现得最为有活力的还是彼此之间非常密切经济联系。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长城的纽带作用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没有边疆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就没有了发展经济的条件。这一点古代如此,今天亦然。
(作者系著名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长城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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